历史上一提到康熙,就会联想到他的几大功绩,智擒鳌拜,平定三藩,收复台湾,还有船夫这次要说的征讨准格尔叛乱。

准格尔叛乱前后历经三朝,康熙 、雍正 、乾隆三代人的努力,才终于将其彻底消除隐患。这样顽固的叛乱,其背后势力必定不会简单,除了那些不甘于人下的蒙古贵族,在历史课本中还提到了沙皇俄国的背后支持,但其背后的黑手只有这几个么?当船夫再次翻看这段历史时,发现准格尔叛乱的发动者噶尔丹背后,似乎有着另一股势力的蛛丝马迹。

1644年不仅是一个闰年,同时还是群雄逐鹿的一年。在中原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同时存在了四个政权,分别是大明、大清、大顺、大西。因此这一年便有了四个年号:明思宗崇祯十七年,清世祖顺治元年,大顺朝永昌元年(李自成)和大西朝大顺元年(张献忠)。

也正是这一年,噶尔丹出生在了一个蒙古贵族家庭,父亲巴图尔珲台吉是蒙古准格尔部的首领,准格尔部就是后来准格尔汗国的前身。

1654年,当噶尔丹将要满10岁的时候,藏传佛教格鲁派(又称黄教)派人到准噶尔汗国面见巴图尔珲台吉,并一口认定噶尔丹是西藏尹咱呼图克图(活佛称谓之一,地位低于达赖喇嘛和班禅)的第八世化身。说完便将不到10岁的噶尔丹“请”到西藏班禅和达赖处学习佛法。

听说过活佛转世的人应该知道,活佛是在前一任去世后,根据一定的“指示”,寻找刚出生的婴儿。但为何噶尔丹这一次,硬是拖到了噶尔丹快10岁了才“找到”?其中原因值得深思,藏传佛教格鲁派就是想找一个有希望继承蒙古准格尔部落,用于潜在军事力量对抗的“官二代”。

果不其然,在噶尔丹离开准格尔后的第16年,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僧格珲台死在了部落内讧之中。噶尔丹也背负着使命从新回到了家乡准格尔,开启了一场被历史铭记的战乱。上文说道了格鲁派想要找一个“官二代”。那为何印象中本是清修的佛教,会执着于世俗权力呢?

这就要说下西藏特殊的政治模式,在松赞干布那个年代,还是中央集权式的王朝,但到了后来随着佛教传播,西藏逐渐向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转变。但由于佛教在西藏分裂为几个不同派别,且不同派别之间势如水火,这就导致教派之争与权力争斗相结合。就在各个派系互相斗争的时候,后来居上的格鲁派(黄教)还依旧名不见经传。

直到明朝末年,蒙古族部落首领固始汗(见注释1),应西藏黄教摄政者索南群培和五世达赖、四世班禅邀请入藏救助黄教。一番斗争后,固始汗成为西藏的实际领袖,格鲁派也一跃成为西藏佛教的领军派系,并且负责一定的世俗行政。但西藏的军权却依然牢牢把握在固始汗及其后世子孙手中。想必此时的格鲁派和20世纪初的孙中山会有相似的心境,由于没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。导致枪杆子不在自己手中,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啊!

所以深谋远虑的达赖,借活佛转世的机会,将蒙古王子——噶尔丹收归账下,并毫无保留的提供了各种支持。在一个恰当是时间,噶尔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部落。凭借出色的胆识和谋略,噶尔丹很快统一了周围部落,并对清王朝的稳固形成了一定打击,羽翼渐丰的噶尔丹被达赖喇嘛封其为“博硕克图汗”,加之噶尔丹又曾经是达赖喇嘛的亲传弟子,有着近十年的师生感情。所以不客气地说,达赖喇嘛此时相当于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嫡系军事力量。成为其摆脱固始汗统治的信心所在。这一盘棋布局真可谓是“老辣”啊!“其实说白了,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权利!”

船夫不禁想起很早之前看过的一句话:“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,往往都有宗教的影子。”

注释1:固始汗 (1582—1655年),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首领、卫拉特(厄鲁特蒙古)盟主、青藏高原清朝属国和硕特汗国的创建者,姓孛儿只斤,本名图鲁拜琥,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。